有人看到“笑得含蓄”的头像觉得稳重,有人觉得不够热情;同一张中性脸,在一个国家的样本里被排在可信度前列,在另一个样本里可能只居中。这样的差异很容易被解释成“东方看整体,西方看局部”或“审美各有一套”。可一旦把研究放在一起,答案没有这么整齐。
跨文化面孔研究同时出现三类结果。第一类是共同结构:多个地区的观察者会把许多特质压缩到少数宽泛方向,例如正面—负面、可接近—不可接近。第二类是权重差异:大家可能都使用这些方向,却对哪些脸位于高端、哪些线索最重要意见不同。第三类是方法差异:同一批数据采用不同降维方法,或更换词表、目标面孔和翻译方式,结论就可能变化。
所以,“面孔印象有多大的文化差异”不能只用一个百分比回答。我们至少要问:比较的是评价空间、具体脸的排序、局部线索、词义,还是现实选择?文化又指国家、语言、族群、居住环境、媒介经验,还是这些因素的组合?
本文的结论是:宽泛评价方向常有跨地区相似性,具体组织方式和线索使用则存在可重复的差异;文化不是给每个人安装一套固定眼光,而是与语言、环境、目标群体和研究方法共同作用。
先把“文化差异”拆成五个层次
研究者说两个地区“结果相似”,可能只表示其中一层相似。
| 比较层次 | 核心问题 | 相似意味着什么 | 不意味着什么 |
|---|---|---|---|
| 评价维度 | 多个特质怎样聚成几条轴 | 特质关系有共同结构 | 每个词完全同义 |
| 目标排序 | 哪些脸更亲和、可信或吸引 | 对同一刺激有一定共识 | 评分绝对值相同 |
| 线索权重 | 表情、形状、肤色和年龄感怎样被使用 | 相近视觉变化引出相近方向 | 所有目标群体都一样 |
| 概念词义 | “稳重”“能力”“霸气”如何理解 | 翻译后的量表可大致对应 | 日常语义完全等价 |
| 决策后果 | 是否接近、合作、雇用或选择 | 印象进入了同类决策 | 印象预测真实人格 |
两个文化都出现“可接近感”维度,不代表它们会给每张脸同样分数;对具体脸排序相近,也不代表观察者用的是同一线索。反过来,均值不同不一定说明结构不同,可能只是一组人更倾向使用量表高端。
分层实例:两组都出现亲和轴,为何仍可能看法不同?
甲组把友善、温暖、外向和可信聚在一起,乙组也形成相似组合,说明评价结构接近。但甲组主要依据嘴角和表情状态,乙组同时重视角色礼仪与眼周;面对某些含糊照片,两组排序仍会分开。
“有同一条轴”像是两张地图都标出南北,不代表每座城市坐标相同。跨文化文章必须说清楚相似发生在哪一层。

文化不是国家下拉框里的一个选项
国家样本常被用作文化代理,因为招募和比较方便。但一个国家内部可以有多种语言、族群、城乡经验与媒介环境;同一族群的人也可能在不同国家长大。把“中国参与者”或“英国参与者”写成统一心理类型,会掩盖组内差异。
更具体的变量包括出生地、长期居住地、主要语言、家庭迁移经历、日常接触的面孔群体、教育与媒体使用。研究若只记录国籍,只能讨论国别样本差异,不能确定差异由哪种文化过程产生。
文化也不是与视觉经验相对立的解释。社会规范决定哪些表情适合公开展示,媒体决定哪些面孔反复出现,接触经验影响观察者如何区分陌生群体的脸,语言又提供描述特质的词。所谓文化效应,很可能就是这些过程长期叠加后的结果。
研究案例一:41 国复制,两轴模型到底算不算通用?
Jones 等人在预注册报告中复刻经典面孔评价方法,覆盖 11 个世界地区、41 个国家和 11,570 名参与者。研究让参与者对面孔作多种社会评价,再检验正负价值与支配两维模型是否适用。论文 DOI:10.1038/s41562-020-01007-2
结果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简单的“复制成功”。沿用原研究的正交主成分分析,也就是强制提取出的维度彼此不相关时,两维结构在各地区表现出很强的概括性;改用允许维度相关并旋转的探索性因子方法后,跨地区通用程度明显下降。
这意味着,所谓普遍性部分取决于研究者怎样定义“同一个模型”。如果只问是否能找出一条总体正负轴和一条力量轴,答案倾向于肯定;如果问每个地区中各特质如何精确聚类、维度是否彼此独立,地区差异就更明显。
研究覆盖范围大,仍不能代表世界上每种生活环境。各地点使用同一组受控刺激与翻译量表,有利于比较,却也把文化压缩成地区样本;它测的是对所选面孔和词语的评分结构,不是一个国家的永久“看脸规则”。
方法实例:同一数据为何能同时支持相似与差异?
假设可信、友善、情绪稳定高度相关,支配、攻击和自信也相关,但自信又与友善略有关。正交方法会把交叉关系压进两条互不相关的轴,地区结果看起来整齐;允许轴相关后,不同样本对“自信”的归属差别会被保留下来。
两种模型都不是作弊,它们回答不同问题。读者看到“全球复制”时,要继续查看维度是否被强制正交、使用什么旋转、比较的是载荷形状还是模型拟合。

维度相似,为什么不等于具体面孔评分一致?
降维研究把许多评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压缩成少数方向。它关心“可信提高时,友善是否也常提高”,不一定关心中国与英国观察者是否把目标 A 都排在目标 B 前面。
跨文化共识应至少报告三种量:各组内部观察者一致度、各组平均评分的相关、组间绝对均值差。内部一致度低时,组平均相关可能不稳定;组间相关高时,绝对均值仍可能不同;相关高也可能被少数极端脸拉动。
因此,“相关达到某个值”不能直接改写成“各国审美相同”。它只说明在所用刺激范围内,相对排序有多接近。若换成不同年龄、表情、族群和拍摄风格的自然图片,排序可能重排。
观察者文化与目标族群必须交叉,不能各看各的
一种常见设计让中国观察者只看中国脸,英国观察者只看英国脸。若两组结果不同,我们无法知道是观察者经验不同,还是两套目标照片在年龄、表情和形状范围上不同。文化和刺激被完全绑在一起,因果位置无法区分。
更有力的设计是完全交叉:两地观察者都评价同一批中国脸和英国脸,每类目标使用相同拍摄规范。这样可以分别估计观察者组、目标组和二者交互。若所有观察者都对英国脸给出更高某项评分,差异可能更多来自刺激;若中国与英国观察者对同一批脸排序不同,才更接近观察者背景的作用;若差异只在观察自己群体时出现,则需要解释群体匹配。
但“同一批脸”也有代价。为了公平,研究常选白底、中性表情、统一服装的年轻成年人,这提高内部可比性,却缩小现实世界变化。生活中的文化线索还包括发型、妆容、礼仪表情、服装和场景;全部去掉后,研究测到的是受控面孔的跨文化评分,不是完整社会互动。
交叉实例:四个格子如何定位差异来源?
建立中国观察者—中国脸、中国观察者—英国脸、英国观察者—中国脸、英国观察者—英国脸四个条件。若两组观察者都把笑意较明显的脸排得更亲和,这是跨条件共同线索;若英国观察者对笑意的评分增幅更大,则存在观察者组差异;若增幅又只出现在英国目标脸上,则是更具体的交互。
四格设计仍不能自动解释机制,却能防止把“照片组不同”误报成“文化心理不同”。

研究案例二:中国与英国的开放描述发现了什么?
Sutherland 等人没有先把西方词表直接交给中国参与者,而是让中国与英国观察者自由描述亚洲与白人面孔,再用各自生成的特质建立数据驱动模型,并用合成平均脸进行交叉验证。论文 DOI:10.1177/0146167217744194
两组都明显出现可接近感和年轻—吸引力方向,还出现较不稳定、近似能力感的第三方向。模型解释约四分之三的印象差异;中国与英国可接近维度对具体脸的得分相关很高,论文报告两类目标脸上都超过 0.93。
差异也很重要。自己族群的面孔在部分模型中得到更细分的维度;能力方向跨文化和跨目标族群的稳定性弱于可接近感;中国观察者对亚洲脸的年轻和吸引在某些解法中还能拆开。共同主轴并没有消除细部组织差异。
这项设计比直接翻译几个词前进了一步,因为词汇来自各自参与者。但研究仍需把中文描述翻译、编码并放进统计模型,语言中的复合含义不可能完全无损地映射到英文标签。
自由描述实例:“沉稳”应该落在哪一维?
中文“沉稳”可能同时含情绪稳定、克制、成熟与可靠。英文 calm、steady、mature 和 reliable 分别只覆盖一部分。若研究者强行选一个译词,原本跨越多维的概念会被放进单格。
更好的做法是保留原词、记录多个译者的映射,再让双语参与者检验概念距离。网站引用跨语言研究时,也应尽量展示原任务含义,不把 dominant 一律翻成“霸气”。

中国样本自己的模型一定是“两轴”吗?
Wang 等人让中国参与者评价中国面孔,用数据驱动方式检验社会判断结构。他们发现一条广泛的可接近维度,与西方白人面孔研究中的正负价值方向相似;其他成分则没有简单复刻经典支配轴。论文 DOI:10.1371/journal.pone.0210315
这项结果一方面支持共同的“愿不愿意接近”组织方向,另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把第二条轴预设为必然。特质集合、刺激构成和分析方法会决定哪些差异拥有足够方差成为独立维度。
如果样本中的脸在年龄和力量线索上变化很小,支配相关特质自然难以单独成轴;如果词表大量覆盖社交温暖,第一维也会吸收更多解释量。维度是数据中变量关系的总结,不是大脑里固定数量的抽屉。
词表本身会决定我们能发现几条“通用维度”
Lin、Keles 与 Adolphs 从既有自由描述中构建较有代表性的 100 个英文特质词,让参与者评价 100 张白人成年面孔。两项大型预注册研究得到四个方向:温暖、能力、女性化和年轻;第二项在北美、拉脱维亚、秘鲁、菲律宾、印度等多个样本中部分复现。论文 DOI:10.1038/s41467-021-25500-y
它说明,早期两维结论可能部分来自词表覆盖有限。增加性别化和年龄相关词后,人口类别与外貌刻板维度会更清楚地分离出来。多地区出现四维结构值得重视,但刺激全是白人成年脸,任务全用英文特质词,不能称为无条件全球模型。
论文也明确指出,这些是观察者对脸的归因,反映刻板印象,不是目标真实能力或人格。一个维度在多个文化样本出现,只能说明某类概念关系广泛存在,不能让偏见变成事实。
词表实例:只问可信和支配,当然容易得到两条轴
研究 A 只使用可信、友善、攻击、支配等 12 个词;研究 B 加入年轻、传统、精致、女性化、老练等 100 个词。A 的两维解并不能证明 B 新出现的方向不存在,只能说明 A 没有充分测量它们。
比较论文时,词表就像问卷的视野。先看研究问了什么,再评价它发现了多少维度。

跨语言量表要先证明测量等价
研究者把一份量表翻译成多种语言后,通常希望相同数字代表相同心理位置。这个假设需要检验。最基础的是结构等价:各组是否由相似的特质组成同一因子;更进一步是载荷等价:每个词对维度的贡献是否相近;若要直接比较均值,还要考虑截距与量表反应方式是否等价。
举例说,两地的“可信、友善、温暖”都聚在一起,但一地的可信几乎完全等于道德可靠,另一地还包含办事能力。因子名称都可叫正面价值,载荷和截距却不同。此时比较结构可以,声称一地平均更信任陌生人则风险很高。
量表反应风格也会伪装成文化差异。有些样本更常选中点,有些更愿意使用极端端点;一组把 7 分理解为近乎完美,另一组把它当普通积极。研究可以通过组内标准化、项目反应模型、锚定情境或行为任务减少影响,但每种修正都有假设。
均值实例:4.8 分与 5.2 分能否证明文化差异?
若两组使用同一七点量表,平均相差 0.4,看上去很直接。可若第一组给所有目标的标准差只有 0.5,第二组有 1.4,两个均值处在各自分布中的意义不同;若翻译后的端点强度不同,数字更不能裸比。
可靠论文会先报告量表等价、分布与效应量,再讨论平均差。网站不应只截取一张柱状图,就写成某文化“天生更看重亲和”。

研究案例三:非洲与欧洲样本会使用同一套支配线索吗?
Fiala 等人结合几何形态测量与多维贝叶斯模型,比较非洲和欧洲人群中感知支配、性别典型性、面部形状性别差异及肤色之间的关系,并把形状与非形状视觉信息分开。论文 DOI:10.1038/s41598-022-10646-6
男性脸中,感知男性化与支配在两个人群都相关;但具体形状和非形状线索的贡献并不完全一致。肤色可预测非洲样本中的性别典型性,却未在欧洲样本中出现同样关系。研究没有找到一条能统一预测所有人群性别典型性与支配感的单一性别差异尺度。
这个案例展示了“共同关系、不同实现”。两地观察者都可能把男性化与支配联系起来,但判断男性化时利用的视觉变化不同。把某个欧洲脸模型直接移植到非洲目标,可能保留概念标签,却错过当地人群中的有效变化范围。
模型迁移实例:在一组脸上有效的向量为何会失效?
算法从欧洲男性样本学习一条“更男性化”的形状方向,再把它加到另一人群的脸上。如果两个人群的平均形状、变异范围和肤色关联不同,同一数学移动不一定产生同等知觉效果。
跨群体模型必须在目标人群上重新验证,报告目标是否仍被读作预定特质,并检查模型是否把族群差异误当成支配差异。

研究案例四:居住环境会让偏好向当地靠近吗?
Pavlovič、Fiala 与 Kleisner 让捷克欧洲人、在捷克长大的越南裔参与者和居住在越南的参与者评价标准化拍摄的捷克面孔。他们比较对吸引力、平均性和性别典型性的判断。论文 DOI:10.1038/s41598-020-79623-1
长期居住地和成长环境与吸引力判断有关;在捷克生活的越南裔观察者对捷克脸的评价,比越南本地观察者更能预测捷克观察者的评价。不过,性别典型性与吸引力的具体关系并没有全面按“环境趋同”预期移动,部分结果更复杂,样本规模也有限。
这类移居群体设计比单纯比较国籍更接近机制,因为族群背景与接触环境不再完全重合。它仍不能把成长地随机分配,因此家庭、教育、择偶规范和自我选择都可能共同影响结果。
环境实例:媒体接触和现实接触不是同一种熟悉
一个人每天在影视中看到某类明星脸,却很少与该群体面对面互动;另一个人在多族群社区工作,接触的是不同年龄和外貌范围。两人都可自报“经常看见”,知觉学习的内容却不同。
研究最好区分屏幕曝光、现实互动、接触质量和开始年龄。只用“住在哪个国家”推断经验,会漏掉这些差异。

国别差异可能小于人与人、地点与地点的差异
跨文化图表喜欢把每个国家画成一个点,视觉上很容易产生“整国一体”的错觉。实际评分中,观察者个人基线、特质概念、所在城市和招募平台可能解释大量差异。两个同国参与者的判断距离,有时会大于两个不同国家参与者。
这不表示国家背景无关,而是提醒研究使用层级模型:评分嵌套在观察者与目标中,观察者再嵌套于招募地点和国家。只有先估计各层方差,才能知道“文化”这一层贡献多少。若每国只有一个实验室,实验室流程与国家效应也无法分开。
样本构成还会改变国家点的位置。城市大学生、在线众包用户和农村社区并不代表同一人群;年龄、教育和英语能力可能在各站点不平衡。把地点均值与国家文化指数相关,在站点少、变量多时尤其容易出现偶然模式。
招募实例:北京学生与英国平台用户能代表中英文化吗?
北京学生在实验室用校准显示器完成中文量表,英国参与者在家用手机完成英文量表。两组除了国家,还同时不同于年龄范围、教育、设备、付费方式和实验环境。任何评分差异都可能混入这些变量。
更好的多站点研究使用统一程序、记录设备与语言熟练度,并在每个地区覆盖不止一个地点。结论也应写“本研究样本”,而不是直接升级成全体国民。
吸引力研究中的跨文化共识有多稳?
Kočnar、Saribay 与 Kleisner 让来自 10 个国家的样本评价同一组 120 张捷克面孔。整体存在较高跨文化共识,但低人类发展指数样本与捷克评分的趋同较弱,眼睛颜色等线索还出现当地模式。论文 DOI:10.1371/journal.pone.0225549
这说明“吸引力有共识”和“吸引力完全普遍”是两句话。共同排序可以与局部差异并存;而且目标只有捷克面孔,观察者对外群体刺激的接触和区分能力可能影响结果。若换成每个地区自己的自然面孔,矩阵可能不同。
吸引力还特别容易受照片时代、修饰规范和媒介审美影响。十国共识不能自动推广到所有年龄、性别身份与拍摄风格,也不该被转译成临床上的统一面部比例。
颜色偏好为什么是一个反例?
Han 等人比较中国与英国白人参与者对面部颜色操纵的吸引力判断。中国参与者更偏好降低黄色的版本,英国白人参与者则更偏好增加黄色;中国样本对红度的偏好较弱,对亮度的偏好更强。论文 DOI:10.1016/j.evolhumbehav.2017.11.005
颜色常被解释为健康线索,这项研究却表明具体方向不能未经检验就写成普遍规律。显示器、环境光、肤色基线和当地美容规范都会改变颜色意义。研究操纵的是图像颜色,不等于改变真实健康,更不支持用肤色评价一个人的状态。
修图实例:同一套“健康色”滤镜为什么不能全球套用?
品牌把在英国样本中偏好的暖黄参数用于中国市场,可能使用户觉得肤色发黄;反过来,把中国样本偏好的提亮、减黄参数套到所有肤色,也可能造成失真。
图像产品应在目标用户和目标肤色范围中测试,同时保留关闭与微调选项。文化研究提供的是条件性偏好,不是替所有人确定正确肤色。

自己群体偏向是否等于看外群体“不准”?
Schmid 等人的预注册全球在线研究招募 4,580 名亚洲、黑人、拉丁裔和白人观察者,让他们评价标准化全脸、眼部、中脸和口部刺激的可信度。各族群普遍发现眼睛与眉部的评分最接近全脸评分,也出现观察者与目标族群相同时评分略高的自己群体倾向。论文 DOI:10.1038/s41598-022-22709-9
这里的“更可信”只是外观评分,不是行为准确性。自己群体评分提高可能来自熟悉、积极偏向或社会认同;要说“更会判断”,必须有目标人物真实行为以及校准、区分率等准确性指标。
研究还提醒我们,局部区域结果不能简单写成“所有文化都只看眼睛”。眼部刺激包含眉毛,裁剪改变了整体关系;评分相近也不证明观察者真的只注视该区域。眼动、遮挡和因果操纵需要结合解释。
翻译会制造哪些看不见的文化差异?
第一,词义范围不同。中文“亲和”包含接近容易和待人温和,sociable 更偏社交活跃,trustworthy 又偏可托付。第二,褒贬程度不同。有的语言中“支配”明显负面,有的任务把它解释为领导力量。
第三,量表端点不同。翻译成“非常不霸气—非常霸气”与“非常顺从—非常支配”并非同一连续轴。第四,参与者可能避开极端选项,导致绝对均值差异。单纯回译能修正文句,却不能保证概念在日常社会中承担相同功能。
翻译实例:dominant 为什么不能固定翻成“霸气”?
一张成熟、严肃的脸可能被评价为 dominant,中文观察者却分别用“有威严”“强势”“不好惹”或“有领导感”。“霸气”把欣赏和压迫混在一起,还带有网络语境。
跨文化问卷应先做自由描述和认知访谈,再决定采用单词、短句或行为定义。内容写作则应标出原词,说明本文翻译服务于哪一项研究。
怎样读跨文化面孔研究,才不会过度概括?
可以用八项清单逐篇核对:
- 观察者来自多少地点,每个地点多少人,是否主要是大学生或平台用户。
- 文化如何定义,是国籍、语言、族群、居住地还是接触经验。
- 目标面孔来自哪些群体,是否只有一个年龄和一种标准照片。
- 各组评价的是同一批脸,还是各看自己的群体;两种设计回答不同问题。
- 特质词由谁提出,怎样翻译,量表端点是否等价。
- 比较的是维度载荷、目标排序、平均分、线索效应还是行为决定。
- 统计模型是否强制维度正交,选择几个因子的规则是什么。
- 结果有没有在新刺激、新观察者或另一种方法中交叉验证。
清单越完整,“某国人都喜欢某种脸”这类句子越难成立,真正可用的结论反而会更清楚。
网站内容怎样呈现文化差异才负责任?
第一,用“某项研究中的某地样本”代替“东方人”或“西方人”。第二,把共同点和差异点并列,不挑一边制造戏剧性。第三,把目标族群、照片条件和评价词写进结论。
第四,优先呈现效应量、排序相关和不确定性,不只写显著与否。第五,不把吸引、可信或支配印象提升为真实人格差异。第六,涉及肤色、族群和性别时,明确模型可能重现社会偏见,避免制作群体“面相模板”。
编辑实例:一句标题怎样从误导改成可核查?
误导写法是“中国人和英国人看脸其实完全一样”。可核查写法是:“在一项中国—英国数据驱动研究中,可接近感与年轻—吸引力维度高度相似,能力维度较不稳定。”
后一句更长,却保留研究对象、方法、相似层级和例外。读者由此知道证据能走到哪里。
面向真实网站或产品,怎样做本地化验证?
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提出假设,不能替代目标用户测试。一个实际头像、口腔展示图或内容封面项目,可以从四阶段开始。
第一阶段做自由描述。请不同地区用户写下第一眼词语,不先提供“亲和、专业、霸气”等选项,观察本地概念是否与编辑预设一致。第二阶段再把高频概念整理成短量表,由双语人员和目标用户检查语义。
第三阶段使用同一批候选图在各地随机呈现,记录评分分布、理解、点击和后续行为,避免只看平均喜欢度。第四阶段检验迁移:在第一批目标与用户上胜出的图,换一批人和真实页面后是否仍有效。若效果只在单一地区出现,就保留本地版本,而不是寻找全球“最优脸”。
测试还要设置伦理边界。产品可以优化图片清晰度、表情可见性和信息匹配,却不应根据族群面部特征给用户分配可信、风险或能力分。跨文化模型越复杂,越可能把历史偏见包装成精准个性化。
页面实例:一张医生头像如何做跨地区测试?
同一位医生准备三张真实、清晰、无夸张修饰的照片,在两个地区的完整诊所页面中随机展示。分别测量资质信息理解、预约点击与“照片是否符合页面角色”,同时收集自由描述;不问“此人现实中是否可靠”,因为页面无法验证这一点。
若某地用户对正式照片理解更快,另一地对自然微笑照片更愿意继续阅读,可以本地化呈现。结论应归因于页面与用户的匹配,不写成医生本人在不同文化中拥有不同人格。

本篇没有回答什么?
本文没有系统讨论表情识别的文化差异。情绪类别、展示规则和动态面部动作属于另一套研究问题,不能与中性脸特质归因混为一谈。
本文也没有判断哪种文化的审美更好,更没有为不同地区给出整形比例。吸引力评分不是医学适应证,跨文化均值也不能替代个人目标。
最后,本文没有把“自己群体效应”解释为种族本质。族群分类与接触环境、社会权力和研究刺激交织;只有更细的跨环境与纵向设计,才能逐步拆开机制。
最后:共同地图之上,仍有不同路径
跨文化面孔印象既不是一套全球统一密码,也不是每个文化互不相通。大规模研究显示,可接近、正负价值、年轻吸引等宽泛方向在多个地区反复出现;与此同时,能力和支配怎样组织、哪些视觉线索被使用、具体脸怎样排序,会随地区、语言、目标群体与分析方法变化。
最有价值的理解不是问“文化还是天生”二选一,而是定位差异发生在哪一层:大家是否在问相近的社会问题,是否用相近词语,是否把相同脸排在相近位置,又是否依赖同样线索。不同层可以同时给出不同答案。
因此,看到“全球一致”时要检查方法是否把结果压进同一框架;看到“文化差异”时也要检查样本是否只代表一个平台或一所大学。把文化当作需要测量的经验网络,而不是国家标签,面孔研究才会从刻板叙事走向可检验的社会知觉。
延伸阅读
参考来源
- Jones, B. C., DeBruine, L. M., Flake, J. K., et al. (2021). To which world regions does the valence–dominance model of social perception apply? Nature Human Behaviour, 5(1), 159–169. DOI: 10.1038/s41562-020-01007-2
- Sutherland, C. A. M., Liu, X., Zhang, L., Chu, Y., Oldmeadow, J. A., & Young, A. W. (2018). Facial first impressions across culture: Data-driven modeling of Chinese and British perceivers’ unconstrained facial impress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4), 521–537. DOI: 10.1177/0146167217744194
- Wang, H., Han, C., Hahn, A. C., Fasolt, V., Morrison, D. K., Holzleitner, I. J., DeBruine, L. M., & Jones, B. C. (2019). A data-driven study of Chinese participants’ social judgments of Chinese faces. PLOS ONE, 14(1), e0210315. DOI: 10.1371/journal.pone.0210315
- Lin, C., Keles, U., & Adolphs, R. (2021). Four dimensions characterize attributions from faces using a representative set of English trait word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1), 5168. DOI: 10.1038/s41467-021-25500-y
- Fiala, V., Tureček, P., Akoko, R. M., Pokorný, Š., & Kleisner, K. (2022). Africans and Europeans differ in their facial perception of dominance and sex-typicality: A multidimensional Bayesian approach. Scientific Reports, 12(1), 6821. DOI: 10.1038/s41598-022-10646-6
- Pavlovič, O., Fiala, V., & Kleisner, K. (2021). Environmental convergence in facial preferences: A cross-group comparison of Asian Vietnamese, Czech Vietnamese, and Czechs. Scientific Reports, 11(1), 550. DOI: 10.1038/s41598-020-79623-1
- Kočnar, T., Saribay, S. A., & Kleisner, K. (2019). 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of Czech faces across 10 cultures: Associations with sexual shape dimorphism, averageness, fluctuating asymmetry, and eye color. PLOS ONE, 14(11), e0225549. DOI: 10.1371/journal.pone.0225549
- Han, C., Wang, H., Hahn, A. C., et al. (2018).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for facial color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9(2), 154–159. DOI: 10.1016/j.evolhumbehav.2017.11.005
- Schmid, I., Witkower, Z., Götz, F. M., & Stieger, S. (2022). Registered report: Social face evaluation: Ethnicity-specific differences in the judgement of trustworthiness of faces and facial parts. Scientific Reports, 12(1), 18311. DOI: 10.1038/s41598-022-22709-9
